家庭

蒙古族的家族习俗,是有着历史的传承性的。在12世纪以前,蒙古族还处在氏族社会中,同一氏族内部,严禁通婚,同一氏族内的全体成员,都认为自己出身于同一祖先。12世纪以后,蒙古族的氏族社会制度渐趋瓦解,从生产上看,由集体游牧的古列延方式,向个体游牧的阿寅勒的方式转化。蒙古族自从脱离了母系氏族公社,家庭便产生了。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由平行的夫妻关系和垂直的亲子关系而构成。

自从蒙古族脱离了母系制的氏族公社,家庭便产生了。它是用平行的夫妻关系与垂直的亲子关系结构而成的。
奴隶社会刚建立时,家庭的观念自然也只是在形成中。成吉思汗上十一…

古代蒙古族的宗法统治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过程。蒙古族的祖先室韦——达怛西迁至蒙古草原地区并由“古列延”集体游牧方式转变为“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后,其社会逐渐从氏族制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合不勒汗建立起蒙古部的初期国家政权后,蒙古社会进入了游牧民族的宗法奴隶制阶段;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蒙古社会由游牧宗法奴隶制过渡到宗法封建制,但这一过程直到元朝建立后才最终完成。西汶艺术网蒙古族/游牧民族/宗法奴隶制/宗法封建制一、“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的出现与贫富分化的加剧唐代蒙兀室韦为蒙古部先民。据《旧唐书》卷199《北狄传·室韦》记载,这一时期,包括蒙兀室韦在内的室韦诸部尚无君称,亦无汗号,但其部落首领皆“世管摄之”。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回鹘人大量西迁,蒙古草原地区政治势力衰微,室韦—达怛人便开始了入迁蒙古草原的过程。室韦—达怛西迁之前主要从事渔猎,亦有少量农耕;西迁之后因受突厥、回鹘人的影响而逐渐离开森林,进入草原,并向游牧经济转化。但仍有部分室韦—达怛人在山林中居住和靠狩猎、采集而生。因此,唐末五代之际的室韦—达怛各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平衡。依其居地和经济文化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森林狩猎民”(即“林木中的百姓”)和“草原游牧民”(即“有毡帐的百姓”)两大类[1](P1-3)[2](P18-20)[3](P318-319)。但是,蒙古诸部统一前的半猎半牧经济生活仍在蒙古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4]。不仅森林百姓“以射猎为生”[5],而且草原游牧民亦过着“牧且猎”[6]的生活。不过,由于受到草原游牧民的影响,生活在森林中的蒙古人逐步转向游牧经济,“从事围猎的古代布里亚特狩猎民,也知道使用马”[7](P36)。公元11~12世纪时,“森林部落……有马供狩猎使用。”[7](P19)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为蒙古人游牧宗法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蒙古诸部统一前,蒙古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阶级社会中的“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逐步取代氏族社会时期集体游牧、共同驻屯的“古列延”游牧方式上。“古列延”(gureyen)的含义较多,其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清楚,但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它是氏族社会时期形成的,而且在阶级社会仍然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原始氏族制时期的人们往往以血缘关系结成较为持久、牢固的生产组织。“古列延”就是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组织。每个“古列延”的成员出于同一血缘。另一方面,由驯养野生动物的萌芽阶段过渡到游牧经济后,随着牲畜的不断增加,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生产组织,这是“古列延”产生的经济前提和必然性[1](P40)。“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8](P5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为私有制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蒙古族社会中的私有制产生于何时,史无明载。“然而,对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8](P53)“在成文史的最初期,我们就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家庭首领的特殊财产,完全同野蛮时代的工艺品一样,同金属器具、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隶一样。”[8](P54)从《元朝秘史》、《史集》等史籍来看,其记述的内容多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家庭开始,介绍了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世祖孛儿帖赤那起20多代个体家庭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一些家庭的私有继承关系,表明蒙古社会至少在孛儿帖赤那时代已存在着个体家庭私有制了[9](卷1,卷2,卷3,卷5)[10]第一卷第一分册,P249-255;第一卷第二分册,P6-9)。西汶艺术网伴随着私有制财产的产生和发展,与私有制相联的财产继承、遗嘱制度、财产转让及掠夺抢劫等各种社会现象在蒙古社会中亦普遍存在[1](P50-54)。私有制的存在,加剧了为掠夺财产而进行的战争及因贫富分化而导致的阶级对抗和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古列延”集体游牧方式逐渐丧失其经济意义,并开始向私有的“阿寅勒”个体游牧经济转化。与此同时,邻近汉族地区的汪古部、弘吉剌部等蒙古部民在农业民族的影响下开始转向定居[11]。蒙古人游牧方式由“古列延”向“阿寅勒”的转化及定居生活的出现,是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其氏族制社会瓦解的重要标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蒙古族的氏族社会虽然可能在公元9世纪时已经瓦解了,但其氏族血缘组织却不同程度地存留了下来,直到成吉思汗时代乃至元朝时期仍有所表现。“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的出现,是以私有制和阶级分化为基础的,并与个体婚制的家庭社会结构相适应。随着家庭作用的增强,以家庭为基础的“阿寅勒”个体游牧生活在蒙古社会中渐居主导地位。根据《元朝秘史》的记载,成吉思汗二十二世祖孛儿帖赤那夫妇“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还说成吉思汗的十二世祖“脱罗豁勒真伯颜……妻名孛罗黑臣豁阿,他有一个家奴后生……又有两个好骟马……脱罗豁勒真生二子”。这些记载,大致反映了当时蒙古人的个体家庭情况。9世纪后半叶,蒙古社会产生了“伯颜”(bayan,即“富翁”、“财主”之意)和“牙当吉古温”(yadanggigu’un,“穷人”之意)等反映贫富差别的蒙语名称。当时的蒙古社会贫富差别和分化极为明显,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1谓富者“牲畜遍野”;《元朝秘史》卷2说中等牧民“家财……尽够”维生;而该书卷1则说贫者因“穷乏”卖子易肉,即可窥见。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便是产生为这些现象辩解的剥削阶级的宿命论,亦即“贫贱富贵,命也”[12]。这种“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8](P111)。蒙古社会私有制的存在及“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下的贫富分化加剧,导致了其氏族制的最终瓦解和游牧宗法奴隶制的形成。西汶艺术网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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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私有财产的积累和受其他民族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蒙古族的家庭观念也变得越来越浓重,这就形成了一整套的血缘观念、财产继承观念、族权观念、门第观念。

自从蒙古族脱离了母系制的氏族公社,家庭便产生了。它是用平行的夫妻关系与垂直的亲子关系结构而成的。

血缘观念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历史传承,强调父系的血统,儿子再不是可以任意交换的奴隶。奴隶社会时,奴隶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例如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朵奔篾儿干用一只鹿后腿就可以换马阿里黑伯牙兀歹作家奴,把家奴也看成是家族的一个成员。随着血缘观念的加深,传宗接代的思想就变浓了,正因如此,在家庭中,血亲的地位就比姻亲高得多了。大的家庭中,都有家谱、世系。蒙古族贵族阶层称为台吉,台吉这一词,源出汉语太子的意思。在成吉思汗时,这一词只用于皇太子,后来渐渐地就成为成吉思汗后裔的统称了。到清代的时候,这成了封爵的依据,高贵者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在此之下,把台吉又分为四等。这些王公、台吉之类的贵族阶层,都有自己的家庙、衙门,衙门就是本家的基地。在家庙和衙门处,都设有专人保护。这种血缘观念,从7世纪起就已很强烈了,这在蒙古族的史料中就已经有了记载。由于对祖先神的崇拜,都要按时举行家祭。

奴隶社会刚建立时,家庭的观念自然也只是在形成中。成吉思汗上十一世祖朵奔篾儿干用一只鹿后腿就可以换来马阿里黑·伯牙兀歹作家奴,成为家庭一个成员(《蒙古秘史》)。

财产继承观念由于对父系血缘观念的重视,这就直接影响了家庭中的财产继承观念。个体家庭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家庭的财产是家庭的经济命脉,是家庭赖以存在的基础。家庭的财产如何分配,如何赡养老人,如何继承父辈的遗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就形成了一定的家庭财产继承观念。在蒙古族史书《史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蒙古自古的风俗,在其生时,遣其诸长子居于外,分予财产、牲畜与属众;其余财尽属幼子。在《蒙古法基本原则》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成吉思汗的大扎萨克规定,兄弟分家时财产按下列原则分配:年长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末子继承父业。这是蒙古族的传统惯例,父亲死后,由正妻所生的最小的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蒙古语把最小的儿子称为斡赤斤,意为守灶者,就是要由最小的儿子来沿袭家族的香火。蒙古族的这种家庭财产继承以长子、幼子为主的风俗,一直传承至今。

到了封建社会,随着私有财产的积累,又由于蒙古族自身血缘观念的传承和受其他民族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深厚的家庭观念。这就有了一整套的血统观念、门第观念、财产观念、族权观念。

在血统上,传宗接代的思想加深了。儿子再不是可以任意交换的奴隶。家庭中血亲的地位要高于姻亲。大家庭要有家谱、世系;王公、台吉要有家庙或“衙门”,那里设有专人守护,按时举行家祭。这种血统观念,在蒙古族有史记载的七世纪即已很强烈。

门第观念,主要还是在上层社会,通过血亲与姻亲的关系把自己发展为名门望族。东北地区,仅科尔沁部在清代就有十五名贵族女子被选人宫作后妃;清廷也有十二名公主下嫁科尔沁。在平民中,则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追求,他们的婚姻选择还主要是家庭人员的品德,订亲男子的技艺,女子的贤淑勤劳。

财产观念,主要是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历史上蒙古族家庭的传统惯例是父亲死后,由正妻所生的最小的儿子(蒙古语叫“斡赤斤”,意为守灶者)承继财产,管理家务。《鲁不鲁乞东游记》载:“蒙古习俗,由正妻幼子继承父亲的家产”。《史集》载:“蒙古自古的风俗,[首领]在其生时,遣其诸长子居于外,分予财产、牲畜与属众;其余则尽属幼子。”《蒙古法基本原则》一书说:“成吉思汗的大札萨克规定,兄弟分家时财产按下列原则分配:年长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末子继承父业。”直到解放前,蒙古人分家继承财产都是按照长子与末子为主的习惯进行的。

家庭的权力,主要是男子的支配权和维护封建家法所使用的族权。在一般情况下,家长由最长辈的男人充当。最长辈的人死后,则由最长辈的女子主持家务。但主持祭祀及重大庆典时,则不能由女人担任。遇有重大事情,如儿子分家引起纠纷或寡妇再嫁,有时族内长者也出面干预。

蒙古族的家庭,一般都由主妇料理。蒙古族妇女是很勤劳的。《出使蒙古记》描述她们从事的繁重劳动时说:“她们赶车、将帐幕装车和卸车、挤牛奶、炼制奶油和格鲁特奶干、鞣制和缝制皮毛”,还要“缝制鞋、短袜和长袍”。妻子一般早起晚睡,终日操劳,对公婆孝顺,对丈夫贤惠,对儿女慈爱。勤劳质朴成为蒙古族妇女的高尚美德。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随着封建大家庭的瓦解,一种新的家庭建立起来。使之成为以父母子女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共同生活、参加社会生活、承担社会义务的团结和睦的新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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