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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在戊戌变法后,一共抓捕了八人,为何留下了其中两人

晚年的康有为曾在杭州特地观看剧团演出的《光绪痛史》,作为当年的主角之一,戏中也有一个饰演自己角色。看完戏后,康有为思绪万千,感慨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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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就是后来签订“二十一条”背负了很大骂名的所谓“卖国贼“陆征祥,其实这对陆征祥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观的。恰恰是所谓的“风云人物”康有为后来由于思想守旧僵化,生活作风不检点,颇为后世诟病。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被称为风流圣人。

那么,另外两位维新人士,为什么能在变法中活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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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广仁和梁启超旧照)

在康有为抵达荷兰的海牙后,请求当时的清廷驻荷兰公使陆征祥签发赴俄国的护照说:“我足迹遍天下,颇愿往沙俄一游,前在巴黎,驻法公使不肯签发护照。素仰阁下以维新。开明著称,当能慨予颁发赴俄护照。”他满意为这样溜须拍马一番后,可以获取护照。

下面我们来看看“戊戌变法”失败后,变法人士的情况。

死里逃生的康有为逃往法国,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还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如丧家之犬一样在各个国家到处满嘴吹牛跑马还要钱。当然也曾经遇到过很多的不待见。就他的徒弟兼基友的梁启超都看不下去了,称其“常作大言”。虽然看不惯,但也上梁不正下梁歪,梁启超跟同仁交待说,捐款聚众两事,不妨往大里说。

荣禄在为徐致靖求情后,慈禧太后大发雷霆。但荣禄却说,徐致靖只是个书呆子,并且维新三个月,皇帝一直都没有召见过他。慈禧这才判了徐致靖斩监候。

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不应该被杀只应被捕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而本来该被捕杀的康梁却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脱了。这就是精明与傻帽的最显著区别呀。革命后能当领导出名的都是那些贪生怕死的。那些不怕死的,就遂了他们愿去找阎王爷了,哪儿还能享受到荣华富贵。

事实上,“戊戌六君子”本来应该叫“戊戌八君子”,因为当初慈禧在废除变法下令抓人的时候,一共抓捕了8名维新人士,但最终她只杀死了其中6人。

具有悲喜剧色彩的是,1927年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时,据其二太太梁随觉称,家中已无余钱,竟连棺木也买不起,无法入殓。军阀张宗昌送了三千元(有人说是三万元),方能办事。可怜颇具有产期色彩的康有为的一生,竟落得如此下场。我看往后把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老人的名言“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干脆改成“一个南海圣人,不知怎么说你”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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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将不应该被杀只应被捕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而本来该被捕杀的康梁却在外…

张荫桓是当时的外交大臣,他在维新变法中主要负责光绪与维新派的联络。并且,他还曾引领伊藤博文与光绪见面。本来,张荫桓也应该是必杀的对象之一,但由于外国列强站出来为他撑腰,最终张荫桓只是被流放新疆。

谁知陆征祥听后大为吃惊,说道:“君将自投罗网,送虎口吗?”,这还真不是陆征祥怕事儿或是小心眼怎么的。因为当他在俄国的时候,慈禧曾下令驻各国公使,如果在所在驻地国政府如果发现、康梁等人,立刻予以逮捕。各国政府都以国际公法不允许引渡政治犯加以拒绝,唯独沙俄政府为了结好清廷,宣称打破惯,一旦康、梁入境,当即拘捕移交中国。陆征祥把原委告诉了康有为后很是感动,估计快哭了都要。当然也就取消了去俄国吹牛的计划,并把陆征祥当成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样。还写投桃报李的写了一首长联,夸赞陆征祥,并且做成手卷赠送。

杨锐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当杨锐被捕之后,张之洞曾致电荣禄,表示愿意亲自为他作保。但是杨锐刚直不阿,怒骂荣禄刚愎自用。最终,气急败坏的荣禄煽动慈禧太后,杀掉了杨锐。

张建伟所著的《温故戊戌年》一书曾披露说,康有为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被发现了,妓女就组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坐拥六位娇妻美妾,还如此放荡不羁,真是风流成性。不过有记载称康有为晚年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据人推算,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康家每年的花费不下两万银元,折合今天人民币80万元。即使现在中国一般的家庭也与此差的十万八千里,真是腐败至极。

作为维新派人士,徐致靖的官职实际上比“军机四卿”还要高。一开始被抓以后,他也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但由于李鸿章与徐致靖一家私交甚笃,李鸿章便开始请求荣禄帮忙。

四、杨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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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逃走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死去的“六君子”,实际上,当时清廷还抓了两个人。

尽管只经历了103天便宣告失败,但“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晚清时期一场影响深远的变法维新运动。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惨遭杀害,历史上将他们称作“戊戌六君子”。

一、康有为、梁启超。

刘光第一度在刑部当了十多年官,自从接触到维新变法运动后,他开始频繁向光绪上谏,凭借“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刘光第开始被光绪帝赏识。变法失败后,他在军机处被捕,甚至在死前,也一直是神情自若,正气凛然。

林旭在科举中多次碰壁,后来在变法中受到重用,因此他尤为珍惜。在维新活动中,他上书最多。林旭当然也没能逃掉被杀的命运,他死时仅有24岁,是“六君子”中年纪最小的人。

不幸的是,康广仁曾在前几天训斥过自家的厨师,厨师由此怀恨在心。在看到清兵抓人以及康广仁失魂落魄的样子后,厨师果断地指认了康广仁,并将其出卖。

谭嗣同选择了主动慷慨赴死。他认为,变法维新是必须要流血的。因此,他不惜以自己的性命警醒世人,希望推动国家的发展。他被抓捕后,在狱中留下了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首诗,伴随着他的牺牲,成了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

变法失败后,杨深秀本来并没有第一时间被抓。但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接连做出了冒险举动。他不仅想要说服董福祥军反正,同时还想要求慈禧还政给光绪。最终,他也一并被抓,慷慨就义。

(参考资料:《戊戌变法》)

刘光第、林旭、杨锐、谭嗣同四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合称为“军机四卿”。他们参与了变法新政,并且总揽朝廷的纳谏大权,是光绪帝最为依仗的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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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致靖。

后来徐致靖出狱后,他也常常自责自己当初没有跟着“六君子”一起走。同时,他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徐仅叟”,表示自己是仅存的老头。

六、张荫桓。

虽然张荫桓、徐致靖不在戊戌君子之列,但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值得被永远铭记。

实际上,清军抓人当天,康广仁本来是有机会逃跑的。当时他正与康有为以及梁启超在北京的南海公馆里。当清军抓人的消息传来后,康广仁本来已经和两人一起出逃了。并且为了安全,他还换上了一件厨师服。但在逃跑过程中,他发现忘了东西,于是半道上又折返了回来。

而被抓之后的康广仁,也成为了慈禧第一个必杀之人。

在听说两个变法领袖逃跑的消息后,慈禧太后非常愤怒。为了纾解心中对康有为的愤恨,慈禧将怒火全撒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身上。

二、康广仁。

1900年,八国联军向紫禁城发动了入侵,慈禧太后随即迁怒于长期与列强沟通的张荫桓,下令将他就地处死。

事实上,光绪在维新后,不召见徐致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徐致靖耳朵不好,常常听不见别人讲话。

然而,还没等清廷抓到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在收到消息后,迅速逃离了北京。其中,康有为一路颠沛流离,四处躲藏,最终逃到了日本。梁启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帮助下,成功到达日本。

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创办了《万国公报》,并且在社会中不遗余力地为维新运动制造舆论。因此,在当时看来,这两位才是“戊戌变法”的真正带头人。

三、刘光第、林旭、杨锐、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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